有不少人抱怨，应试教育下学生拼命的参加补习班来提升成绩，学生考出了好成绩，老师也就不会被其他家长和学校责怪，但对于学生的生活与人生方向等问题家长和老师们则漠不关心，而学生则变成了“考试机器”。
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哲学有个“道”和“器”的概念可以说明得更好：现今人们仅仅重视「器」，而不重视「道」。所谓的「道」，就是指事物运行的道理与原则，这概念放在自然世界，就是物理化学所研究的对象；放在社会文化方面，就是社会学、经济学所研究的东西；放在人生方面，就是对人生方向的道理以及原则。「道」就是一种触及「know-why」及「know-what」的知识，与所谓的「器」不同。器者，基本上是具体而熟练地使用的技巧，也就是一种「know-how」。人可以知道怎样驾车，你可以是赛车高手，也可以每天驾车载客送货赚钱，但不需要知道车辆运作背后的物理与化学原理，也就是所谓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在中国哲学中，“道”和“器”的概念据说最早出自《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说到这里，也不得不提起《论语》里面记载了孔子对子贡的一段说话：「君子不器！」这句说话的意思是指，纵使孔子认为子贡懂得经商这一个方面，但毕竟只是掌握这种一个专业的技能，不足以了解在万象纷呈的世界里的大道理。
人们往往注重有形的“器”，而忽略无形的“道”
但是，追求真理的哲学家们其实该是怎样的呢？不论世界各地的都一样，他们就是一群怀着严谨求证精神，对任何观点和意见都怀疑的人。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信任何东西：他们认为一件事是否可信，是因为背后的理据充分，而不是因为谁说的，或者是众人所相信的事。
通常来讲，很多人懂得一些技术就可以了，但亦不必然如此。其实，知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关乎生产，而另一种则是无关生产。意思就是指，有些知识可以助我们产出物品与服务，令一种则不可以。例如，如果我们知道甘油可以用来做肥皂的话，这种化学知识可以助生产清洁用品，这种知识是可以较直接地转化为物品的。但是，若果知道明代的经济问题与西班牙银元不断输入中国有关，或者读得懂康德的「三大批判」，则较难以转化为物品与服务。今天的社会风气中，人认为求学是为了够助学生找工作。即使这种求学心态「见树不见林」，但一心所求的，仅仅是一棵会长金苹果的树。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些看似无关现实的玄谈，其实真的一点用处都没有吗？
真正的知识是普遍的，往往放诸四海皆准；技术通常是暂时的，昙花一现。举个例，以前的人学会用算盘，自从出现计算机，出现计算机，甚至手机亦有内置计算软件时，就没有人会经常使用算盘，就算有也是少之有少。那当初依靠教算盘的老师呢？现在都被迫转型了吧！十年前，没有人会想到这么快便出现人工智能，那人工智能会不会淘汰我们旧有的技术呢？区块链更加成熟后，甚至所有涉及中介事务的工作，都可能会受到影响。现在技术的更新比以往更快，技术革命会愈来愈密，有可能导致一项技术的生命周期持续过不到十年。
但是，无论世界怎样变，只要是正确的知识，终归不变。十年后，一百年后，人还是人。「E=MC^2」，这条物理定律，除非出现理论上的重大革新，否则你上下祖宗十八代都还是适用的。
哲学家问「人之为人」是什么的时候，海德格跟你讲人有「超越」的一面，又落在「实况」，这种人的生命必然结构仍然不会变的。萨特与佛洛伊德虽然讲欲望的方式与意思各有不同，但是人总究还是人。
如果有人追问，这些无形的、抽象的“道”有什么用呢？其实并不难理解：一个人每天生活依然对着父母，上班对着客人与同事。立身处世，无论世界与技术变得怎样复杂都好，反正就避不开与人打交道，人还是人。即使你要销售一件产品或服务，亦要明白背后各地区的人文习惯。那知道「人之为人为何」，「文化之为文化为何」，不能说完全对求生没有帮助了。
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并不是主张只重知识，轻视具体的技术和工具。而是主张两者并重而已。单纯把自己培育成“工具”和“器”，由他人所用，其归结都是为了求职、生存，这种思维本来就是以他人为中心的价值体系。这个他者所指的，不仅仅是每个老板，而且是这个社会的更大的层次更高的一个环境。中国哲学认为器用之物为有形，是为形而下，而大道无形，故旧形而上。要在社会上立身处世，怎样也要理解自己，亦要懂得这个集体，甚至要懂得无形的自然之道。知道自己身在何地，才能判断下一个去向。
相关文章：
中国哲学史的思维导图
“中国哲学”为什么难以得到承认？
哲学家相对于普通人，思考问题不在表面，而是更深层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