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白癜风医院 http://m.39.net/pf/a_7160655.html“成都模式”与文学研究视野的地方化
学者简介
李扬，年6月生于山东济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专职博士后。在《文艺争鸣》《学术月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文坛》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论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出版专著《延安鲁艺诗人及其创作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
摘要：“成都模式”立足于中国现代巴蜀作家独特的现代体验，它所着眼的问题具有高度典型性与开放性。作为一种“方法”，它不仅释放了“地方与人”的话语空间，而且其内蕴的研究理路更能够启发、类比其他形态各异的“地方模式”，有助于研究者更全面地把握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图景与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成都模式；文学研究；方法论；地方视野
在处理中国现代文学经验的过程中，“地方性”常常被置于区域文学、都市文学、乡土文学、文学地理学等议题下得到释放。诚然，“地方”能够辐射文学题材、审美风格、民族形式等层面，由此一定程度地拓展文学史的疆域，但是基于影响-被影响的研究思路，在研究京派、海派、浙东文人、东北作家群等以地域命名的作家群时，现有的研究框架仍可能阻碍对作家与“地方”之间动态关系的认识。与其说“地方”成为不言自明的地理空间，毋宁说既有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遮蔽了其中内蕴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趋势已在研究界达成共识，在将更为宽广的社会历史视野纳入考察范围的同时，微观的历史细节也将成为我们重新揭开文学史图景的试金石。在此前提下，如何处理地方历史、作家生命体验与文学表达之间的关系，重新从本土经验出发，检视板结的文学史结论，以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却充满挑战性的问题。
一、地方视野与“成都模式”的提出
“成都模式”的提出，与解决上述问题息息相关。首先，自近代以来，成都作为巴蜀的文化中心，为作家提供了别样的体验。“成都模式”正是以成都及其周边地区为对象区域，着眼于此区域内文学现象、知识分子品格在现代文学和思想整体格局中的独特性；其次，“成都模式”着眼之处具有高度典型性与开放性，提出了下列问题：如何将“成都”视为一种“模式”的同时却不囿于此，继而将其作为一种具有范式意义的“方法”？如何从地域性维度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规律？如何将“地方”还原为“地方”本身，以之处理那些无法为同质化、平面化的文学史叙述所容纳的历史经验？
事实上，假如将地方视野引入现代文学发生之初的历史图谱，看似清晰可辨的道路遍布着分叉小径。无论是李劼人早期白话小说对通俗资源的借鉴，还是叶伯和、吴芳吉等人诗歌中的古典质素，都呈现出雅俗交织、中西混杂的面貌。这意味着，对于许多巴蜀作家而言，他们的文学活动无法直接纳入以“一校一刊”主导的现代文学发生学阐释框架[1]，更无法确切地归入某种思潮流派；无论是“冲击-反映”模式还是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等二元阐释模型似乎都失去了效力。有学者注意到，长期以来，对“五四”的谈论都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运动”，形成了以北京、上海为文化生产与传播中心向外辐射的阐释格局。[2]在这种阐释格局之外，尚有一种观察取向亦从空间出发，但尤其强调边缘和地方特色，这一点易为人忽视。比如梁启超就主张，要想理解中国这一整体，应“一地一地分开来研究”。在评价蜀地文化的“滞重”时，梁氏注意到：“蜀为天府之国，而僻处内地，开化较后于中原，顾气腴厚而沈雄。数千年来，往往一时代学风之所播，蜀之受影响者稍晚，而结果或有意优于他地，地理之感化使然也。”[3]梁启超准确地把握住了近代以来蜀地的独特人文气象——虽风气晚开却保留住了沉郁之风。但此类观察未得到充分重视，在新/旧对立的价值评判标准下，上述复合性元素之间互相渗透的现象很容易遭到简化，归结为西方文化、中心文化汇入传统文化和地方性文化时遭遇了顿挫或艰难的蜕变，或者巴蜀地区在接受新思潮时留下了“传统”的“遗物”。若沿用这种评价方式，很容易忽略该地区的“土风”、“遗传”与时代风潮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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