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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肾脏交易市场,穷人的光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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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这条长街,生命就被拆解成具体的部分。

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有条名叫FarhangHosseiny的长街,当地人把它称作“肾脏街”。街巷两侧的墙壁常年打满“补丁”,晚来的人只能满墙找空位,把提前印好的广告见缝插针地贴上去。

进入这条长街,生命就被拆解成具体的部分。与各类血型相匹配的肾脏、肝脏、骨髓、角膜、血浆都能被大方兜售。就像电子零件,供需关系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这个全球唯一合法的脏器交易国家,卖掉自己的器官与其说是一场交易,不如说更像一项有据可查的民间风俗。地上地下两条路径各行其是,一条合法但价格保守,一条冒险却灵活自主。

过去几年,关于器官售卖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登记大厅热闹得像个菜场,巷道墙壁上的纸张也变成涂鸦,它们线条粗犷,颜色鲜明,因为只有这样才足够出挑。

当电话响起,被“选中”的人们来不及恐慌和多疑。因为不论用何种方式,似乎只有取出脏器、缝合伤口的时刻,破碎的人生才会出现弥合的可能。

“命运的赏赐”

伊朗肾病患者协会德黑兰分会的接待处挤满了人,这是伊朗为促进器官贸易设立的机构之一。

接待处的走廊狭长又逼仄,人们排着队,填表、回答问题,然后接受检查或照X光扫描,只有身体健康的人才能被放行到手术环节。

填好了登记册,大家在信息卡上贴上自己的照片。在激烈又混乱的讨价还价后,有人达成意向,有人愤然离席。

人人都有两个肾,然而哪怕只剩一个肾,也基本不影响生活。对于全球唯一合法的交易市场来说,这就像是“命运的赏赐”,也是最常见的交易品类。相比“器官销售”,当地人更喜欢用“有偿捐献”这个词形容他们的行为。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项交易合法化之后的几年,平均每年都有多人将自己的一个肾卖给陌生人。

这场变化的灵感源于一场危机。年伊朗革命后,伊朗在国外的资产被没收,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透支了国库。用于透析的资金见底,肾源又极度匮乏。失去肾功能的人有个两个选择:出国移植或死在伊朗。

进入年代,伊朗国内终末期肾功能衰竭的人口继续增长,透析资源的供应压力越来越大,政府开始支付公民在海外进行活体相关移植的费用。当移植费用逐年升高,伊朗开始自己建立小型的肾移植团队,并在至年间,每年完成近例移植手术,但这对多名终末期肾病患者而言,实属杯水车薪。

终于在年,伊朗将肾脏的非相关活体捐献合法化,并为此建立了移植系统,患者可以在亲属之外的人中寻找合适的肾源。这个由政府组织的系统对移植过程进行监管和资助,并对捐赠者的器官进行补偿。此外政府还成立了第三方的协会用来联结捐赠者和受捐者,这个机构运转至今。

年10月24日,德黑兰市中心FarhangHosseiny小巷的墙上贴着肾脏销售启事。

在大多数国家,卖活人器官被看作是一种不人道的事实,但伊朗已然打破了这层道德顾虑。什叶派法学家为这场血肉交易找到了合理解释——按照《古兰经》中所说,“拯救一个人的生命,等同拯救所有人的生命”。

年,就在伊朗地位最高的教法学家阿里·哈梅内伊的推动下,《有偿赠予法案》获得通过,一套相对完善的器官交易规则正式出台。政府牵头,捐受双方登记注册并完成检查,匹配成功后即可手术。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负担部分费用,给予捐献者补偿金,医院并为其附送为期一年的医疗保险,有时还能得到一笔来自受捐者的额外支付。一时间,捐献者蜂拥而至,肾源充足且价格低廉,仅在至美元之间,具体可议。

在有些捐赠候选人看来,对方只想要近乎免费的器官,自己卖器官就像卖肉一样廉价。但即便如此,捐献者仍络绎不绝。

一项统计调查显示,70%的捐赠者都来自社会底层。伊朗当局公开表示,他们的系统为穷人提供了一种相对安全的赚钱渠道,还能挽救生命,保持较低的手术成本并减少移植的等待时间。到年,伊朗国内的移植等候名单已无人排队。

但由于官方移植系统回报率低,等候时间又长,从登记注册到移植,平均耗时5个月起,于是,政府牵头的合法交易没有太大诱惑力,黑市才是穷人的光。

地下黑市,穷人的光?

雷扎伊戴着一副半框眼镜,身着西装衬衫,看起来像个白领。他来自当地的中产阶层,一度赚足了养家糊口的钱,一场职场变动却让他的境遇急转直下。

当时的伊朗发起了一项为低收入家庭建设经济适用房的行动。他负责部分项目住房的空调供应。然而,许多公寓因质量低劣无法出售,一些开发商逃离伊朗,分包商得不到报酬,雷扎伊也受到牵连。

他欠了银行近美元,并因企图跳票入狱。在三个月前借钱保释后,他因无法偿还贷款再次被捕,这一次是他姐夫抵押了自己的公寓,垫上了他的保释费用。

“不还钱,姐夫的房子会被收走,我也会重回监狱,那孩子怎么办?”

雷扎伊走投无路,他在一张白纸上用蓝笔大大地写下诉求,然后把它贴在了一家医疗用品公司外的砖墙上——“急售肾脏,价格可议,AB型血阳性”,白纸下方是他的电话号码。

雷扎伊为自己肾脏标定美元,而肾脏的官方定价仅为美元。只不过在黑市,价格人为可控,所以雷扎伊期待等来中介的电话,他的肾脏可能会被偷运到位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私人诊所。或许他也能直接和买家接头,假扮成对方的亲朋好友,尽快完成手术。

“如果卖肾能帮我摆脱债务危机,那肝也能卖。”雷扎伊说。

不过,没有经验的雷扎伊对行情显然缺乏敏感。当地黑市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年龄越接近35岁,器官会被认为折损过多,售价就越低,大多数卖家的年龄都是二十多岁。已经42岁的雷扎伊显然没有太强的议价权。

最终,银行限定的还款日期过后,雷扎伊的广告还贴在墙上。当《洛杉矶时报》再度拨打他的号码,电话那头已无人接听。

在德黑兰巷道的墙上,是四处可见的挣扎。这些底层的人没有等待的时间,只能争相以最优廉的价格售卖自己的脏器。

运气不好的捐赠者还会碰到黑中介,这会让本就一贫如洗的生活雪上加霜。

35岁的离异女子莎拉也曾求助过黑市。她为一个朋友担保美元的银行贷款,对方违约,她又难以靠自己美元的月薪填补这笔亏空,于是便加入了街头广告大军。有两位经纪人联系到她,却在要了几百美元的押金后人间蒸发。

莎拉决定回到合法渠道。但在注册登记六个月后,买家还是杳无音讯。

“致命组合”碾压

在德黑兰哈希米内贾德肾脏中心对面,几乎每医院附近的墙上。在年至年间,医院的医生接手了0多例肾脏移植手术。

一个残酷事实是,在这个脏器供体充足的国家,许多生病的人们仍然无力负担器官的费用。随着经济形势恶化,能接受移植手术的伊朗平民越来越少。

年3月11日,伊朗肾病患者AbbasMoradian在德黑兰一家诊所的透析病房接受治疗。

伊朗小伙加法儿是一名尿毒症患者。这些年因为患病,他终止了学业。在打了上百个电话后,他找到72位献血者,但都因配型不合不了了之。就在全家万念俱灰的时候,一位叫纳林的捐献者出现了,最终他们以美元的价格达成交易。

纳林的开价在私下的肾脏交易中并不算贵。但加法儿家境普通,为了凑齐移植的费用,他的父母卖掉了家里所有土地。他父亲说,“我必须要在家庭生计和拯救儿子之间做出选择。”

自年5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重启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后,伊朗石油出口总量从巅峰时的每天万桶骤降至每天20万桶,日亏损约1亿美元。

对伊朗经济而言,此举无异于锁喉。然而,就在国内经济受创,物价飞涨,民生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伊朗政府却决定将国内石油价格提高一半,缓解财政危机。年之后的两年间,难承其压的伊朗贫民多次上街抗议。

年9月,伊朗国家抵抗委员会(NCRI)关于人体器官贸易复苏的报告显示,在这个国家,除了卖肾这项传统移植术,交易清单还逐渐囊括肝脏、肺、骨髓、角膜和血浆。

第二年,伊朗总统鲁哈尼指出,制裁为伊朗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亿美元,相当于年度的两倍预算。与此同时,新冠疫情把伊朗通胀水平推向了历史顶点。物价飞涨,法币贬值,最严重时,1美元能换25万里亚尔。

危机当头,鲁哈尼却鼓励民众投资股票,提振国民经济。议会成员穆森·阿里扎德直言,“大家掏空腰包,卖掉房子、汽车,还有妻子的首饰,然后落得一无所有。”

伊朗高等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年至年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翻了一番。而伊朗早在年便出台法案,不准外国人打着旅行的幌子到伊朗国内接受器官移植。于是,受捐的人变少,等着捐器官的队却越排越长。

改变了什么?

纳林把肾卖给加法儿后,她和丈夫靠着卖肾的钱交了租金,他们打算先这样维持一阵子,等石油价格回稳,再去人才市场搏一把。可就在移植术进行一个月后,纳林接到电话,加法儿因为排异反应去世了。

那天在他的葬礼上,人们围在这个年轻人的墓旁,纳林的肾随他一起埋在墓地里。这段时间,纳林病了,她剩下的一颗肾隐隐作痛。“医生让我节食、多喝水。医院看看了。”

“只要有贫困,移植商业主义就会一直存在。”伊朗器官移植协会的肾病学家贝赫鲁兹·布鲁芒说,“伊朗的经验是,移植过后,穷人还是穷,只是肾少了一个。”

然而干瘪的钱袋子和稀缺的工作岗位,还是逼迫越来越多伊朗公民加入器官捐献大军。情急之下,不少伊朗人还只身跟随黑市经纪人,漂向邻国伊拉克黑市,给自己的肾讨个好价钱。

“大部分卖家都想用这笔钱买车当司机,或者花钱租公寓,总之价格越高越好,这样也能解决更多问题。”一位肾病患者支持协会的官员于今年初对《伊朗国际》表示。

鉴于伊朗捐赠者的经济状况普遍不佳,美国国家肾脏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凯文·朗吉诺表示,“交易器官并将其当作一种商业模式是一种滑坡,这是在剥削穷人和弱势群体。”

但这个顾虑遭到伊朗阿瓦士肾脏移植协会主席拉里·扎德的反驳:“一个肾就够了。”

UAB人权研究所指出,相较于纯粹的剥削,伊朗政府官方提供的部分补充福利,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移植手术为捐赠人带来的损害。“当一个经济上绝望的人捐赠器官后,通常健康状况会下滑,经济状况会更加不稳定。然而,在伊朗模式下,捐赠者在术后获得的医疗保险能够帮他们渡过难关。”

事实真是如此吗?英国皇家外科年鉴指出,对大多数捐赠者来说,出售肾脏并没有带来梦寐以求的人生转变。许多人重新陷入债务危机,身体状况却无法支撑他们完成高强度工作。

23岁的迈赫达德曾因失业负债累累,他靠卖肾还清了债务,甚至还买了一辆汽车开始了当出租车司机的新生活。但好日子过了没多久,他又卷进一场事故,车报废了。当再次失业,生活继续一贫如洗,他开始认真思考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

他打开受捐者术前给他写过的一封信,信里他被称作“拯救天使”。这位受捐者说:“我会用一生守护好你的这件礼物,觉得你也一直都在我身边。”

但迈赫达德想起那场摘肾的手术时仍然仍心有余悸。他曾经梦见过类似的场景,那里有他最深的恐惧:在梦里,躺在手术台上的他听到医生们切开自己的肚子说:“看!他已经无肾可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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